台湾时报
一、本报创立沿革和经营过程
民国三十五年，台湾的报业吹起昂扬的号角，二十八家报社相继成立，让整个台湾言论市场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就在这一年，「台湾时报」躬逢其盛，前身就是在台湾花莲创办的「东台日报」，当时的发行人是陈篤光，因為在三十六年三月四日发行日文版专刊报导「新华民国」，不久，改由花莲县议员吴万恭接任，仍以民营报社型态独资经营。
五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东台日报」迁往台湾彰化，更名為「中兴日报」。五十六年改為「台湾日报」，由夏晓华收购经营，改名為「台湾晚报」，发行人由唐隶接任，在员林印报，彰化市发行。
六十年二月间，「台湾晚报」向内政部申请变更登记核准后，於三月底召开发起人会议，四月五日在高雄市成立「台湾时报筹备处」，同时租下中正四路一六七号一栋五层大楼，正式展开迁移高雄的筹备工作。六月十八日首次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章程，选举董监事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推选吴基福為首任董事长，聘夏晓华為发行人，报社进行改组，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创办「台湾时报」。从此，一份左右台湾舆论的民营报纸正式创刊，立即受到政界、舆论界和全国社会的瞩目。
台湾时报总社设在高雄，报导翔实，言论公正，强调南北平衡、坚持本土路线，发行后在南部受到广大读者的迴响。為配合报份快速地大幅飆升，六十一年九月在高雄凤山市中山西路三八０号兴建印报厂。
六十二年二月第一期工程完成，编辑部和工务部同时迁入印报厂新厦作业。
六十五年六月一日，本报扩建新厂房落成，向日本东京机械公司购进高速彩色轮转机亦安装完成啟用。从这个阶段开始，结束了老技术的铅版印报作业，全部改以照相製版印刷报纸。
六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本报姊妹报「远东时报」在美国旧金山创刊发行，同时啟用越洋高性能双向文字传真机，强化本报与美国之间的新闻报导交流。
七十一年五月一日，由於转投资在美国创办的远东时报发生财务危机，董事会為力求图存，度过难关，因而进行改组，公推常务董事王玉发先生接任董事长。
王董事长是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善於经营管理，挟著雄厚的财力和放手经营报业的雄心壮志，让本报得以安度财务危机的难关，重新出发，至此，為台湾时报开创出崭新的局面。在王董事长卓越的领导之下，实施现代化管理制度，重视报社同仁的工作绩效，从编辑作业、採访报导，一直到广告和发行业务的营运，採取多项改进措施，很快地让本报转亏為盈。同时，购置位於高雄市中山一路一一０号（中山、中正路大圆环边）大楼，装修改设為「台湾时报总社」，於七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庆祝迁高发行十五週年社庆同时落成啟用。
七十七年一月，解严、报禁开放之后，本报因為长期以来建立為民喉舌、不畏威权体制、疾言批评时政的口碑，一本公正、客观、超然的编採政策，敢言人所不敢言，关怀弱势族群的声音，尊重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获得广大读者的支持与信赖，在读者的真心力挺之下，发行业务持续走红，与其他报业相较呈现一枝独秀快速成长的局面。為了配合蒸蒸日上的报份发行和广告业务的发展，同年初在高楠公路旁购地兴建佔地三千五百坪的高雄印报厂，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举行落成啟用典礼，邀请美国怀俄明州州长苏利文、怀大校长罗来克联合剪綵，正式按钮啟用。
高雄印报厂建地七百坪，是三层专业大楼，同时购置美国高斯都市型彩色高速印报机三部，西德最新巨型彩色雷射分色机二台，西德电脑自动传版机双相收发各二部，日本写研新闻专业电脑排版系统三套等现代化新设备。
北部為台湾政经重心，為了让政府各部门和公务机关便於取得本报翔实的报导以及服务北部读者，在兼顾北部送报时间「零时差」的考量下，继高雄印报厂落成后，续在五股工业区内兴建佔地一千二百坪台北印报厂，安装美国高斯都市型彩色高速印报机二部，於七十八年十月底落成啟用。為加强服务中部地区读者，在台中工业区内购地一千五百坪，兴建台中印报厂。
八十六年，本报正式啟用电脑检排系统。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网路科技突飞猛进，牵动报纸作业產生革命性的变化，本报採用啟旋新闻排版系统，全面完成电脑化建制，与时俱进，所有编採同仁全部人手一机进入电脑化作业，加入了全球电子化、数位化的报业新战场。而全面电脑化也让本报在新闻版面编排上，更能掌握新闻时效，进而让读者得到更即时性的第一手讯息。
同年十一月，本报全面改版，改為全彩的印刷，而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连同标题和图片都是彩色印刷的报纸，呈现更具有质感的视觉享受，除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之外，也正式告别台湾综合性报纸五十多年的黑白岁月，扮演报业进入全彩世纪的领航者。
二、突破威权枷锁撼动党国体制
戒严时期「党国一体」的体制，国民党政府藉由掌握媒体资源分配权和报业所有权，除了轻易控制新闻言论报导的方向之外，就连报业的人事权也介入安排。当时，威权政府实施掌控报业的手段，包括：
一、国民党政府掌握报纸用纸张、政府广告，藉此对顺从与违逆的媒体进行奖惩。
二、戒严时期前实施报禁，台湾报业一直维持只有三十一家的局面。但是，其中光是党政军直营的报纸就有十五家；而民营的十六家报纸当中，也是大多由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所经营，但报纸的经营权却受到党政军的完全操纵，如果报社突然有不利於政府的言论出现，可能就会发生政府介入要求报业经营者转让所有权的情况，当时，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有李万居的「公论报」，而傅朝枢的「台湾日报」在戒严时期也因此成為军方的报纸。
在这种报业的白色恐怖之下，多数报业為了生存只好选择向执政当局示好，充当党政军的传声筒。但台湾时报在这样肃然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坚持民主自由，突破执政当局的枷锁，相当支持有利於台湾民主发展的党外运动，因而本报自威权体制时代起，就建立起「监督政府的在野报」的风格，实际透过社论和新闻报导，坚持台湾时报六十年来的一贯风格，就是「无党派」、「独立报」。
例如，民国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在高雄爆发的「美丽岛事件」，震惊国内外，由於事发地点是在高雄中山路、中正路口的大圆环，本报因地缘之便，全程见证这个撼动台湾未来民主发展的民主运动。
但本报不畏强权，突破党政军、宪警调的重重封锁，冒著被「抄报」的危机，率先刊登两帧宪警与民眾严重衝突的暴力照片。
就算到了事件爆发之后，党政军对这些推动民主运动的先贤展开缉捕行动，每逮捕一位党外人士，台湾媒体和报纸同业都报导各地燃放鞭炮的庆祝新闻，当时只有台湾时报秉持哀衿勿喜的心境，在六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实际上以「宽大為怀、独立审判」的社论，认為在宽大為怀和独立审判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下，处理此一不幸事件，一者法律尊严得以维持，再者民眾对政府的向心力得以加强。
三、报禁解除后坚持社会公器
民国七十七年，政府解除不准报纸新设、每天篇幅不得超过三大张（十二页）的禁令，為新闻媒体自由化树立里程碑。报禁解除将报纸业务移由行政院新闻局掌理之后，开放受理新报社之登记申请，报纸张数及印刷数量也不再限制了，一时之间，报纸家数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八十五年的全盛时期登记申设的总计就有三、四百家之多，就算实际发行的报纸也多达五十餘家，发行张数亦大幅增加至十餘张。
从民国七十七年解除报禁至九十五年的十八个年头当中，报纸的经营却更加困难。一直到现在九十五年為止，每天发行的报纸持续萎缩到仅剩下二十来家。因為报禁解除相对增加报业之间的竞争，这原本有助於增进社会公眾的福祉，但十八年来新闻媒体的整体表现，质量并未随著同业竞争而增加。甚至，以报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并未因為报禁解除之后让报纸同业共同「把饼做大」，共同分享报业市场扩大之后共享广告和报份增加的荣景，相对地，十八年来的报业市场并未扩大，变成「吃掉你一份报纸，我才能成长一份发行量；吃掉你一个广告，我才能增加一个广告主」的恶性竞争。
在此情况之下，报禁解除之后的台湾报业，不要说有影响力的报纸屈指可数，报业要能支撑下去，已经是惨澹经营，否则，就会面临关报社的命运。而十八年来也陆续有一些曾经风光一时的报纸如中时晚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民生报等纷纷走上停刊的命运。
台湾时报由戒严时期在后山花莲出刊开始，接著转战中部地区，最后落脚高雄达三十五年以来，由地方报开始经营至今天成為全国性报纸，战胜报业竞争的压力，走过篳路蓝缕的报业成长史，就是因為在台湾解严之后，本报在王玉发董事长坚持「社会公器」、不為私利服务的一贯风格，获得读者的肯定。
而相较於报禁时期就大力支持民主运动，报禁解除之后，本报持续关心台湾民主的发展，主张国会全面改选，倡议正副总统、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长必须由民选產生。在解严之初，政治气氛尚未完全明朗，一党独大的情势仍然根深蒂固，但本报坚持新闻自由的立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因而获得广大读者的支持。
近年来台湾报业发展面临网路媒体和电视新闻两路夹杀，广告市场规模的分食效应，加上阅报人口逐年下降，整体经济不景气，民眾购买报纸的意愿也相对降低，使得媒体经营陷入空前困境，如何调整经营策略和计画，让台湾时报永续经营，成為未来发展的重大思考方向。
而台湾时报多年来一直秉持公正、公平、客观原则，版面呈现完全符合王玉发董事长揭櫫「台湾人关心台湾，台湾人看台湾时报，谈台湾事」的办报宗旨。未来仍将坚持爱自由、爱民主、爱国家、爱本土的原则和信念，维持超然独立无党派的特色，发挥舆论功能，坚守媒体的天职。
四、媒体重新洗牌南部第一大报
随著电子科技的进步，电子媒体和网路媒体在新闻界窜起，大致上说来，台湾传统报业和全球各国的报纸同业都一样，遭到网际网路及广电媒体的竞争，面临阅报率下降、广告量锐减等生死存亡的压力，市场竞争压力更胜於以往。
而台湾报业除了面临电视及网路的竞争，在民国九十二年五月时，香港人黎智英来台湾创办「苹果日报」，报纸同业之间互相争取报份和读者群的竞争达到最高峰，对台湾报业的经营出现空前变化。由於港营媒体走八卦、羶色腥的路线，让读者大开眼界，抢走其他报纸的大量读者，许多报纸的订户和零售报份都受到严重衝击。因此，為了衝出「叫我第一名」的报份成绩，不惜透过大量赠送来拉高报份。
但是，由於台湾时报自从戒严时期起，已经建立「本土报」、「独立报」的特有风格，与其他报纸同业成功区隔出来，因此，儘管媒体生态已经全盘改变，但台湾时报始终能稳坐南部第一大报的地位。
尤其，在媒体之间相当有公信力的润利公司，也针对全国六大报的风格进行分析。其中的全国五大报就包括了创刊到今年（民国九十五年）届满六十週年的「台湾时报」。
他们的分析报告这麼写著，台湾五大报目前情势如下：
苹果日报：「苹果日报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年轻化的报纸，将香港式的羶色腥、狗仔队的报导风格置入」。
自由时报：「自由时报的阅报率连续九年持续居全国第一，显示受到广大读者的肯定」。
联合报：「联合报读者群较為理性，重视休閒生活与品质，崇尚年轻与健康取向的消费价值观」。
中国时报：「中国时报系，拥有全方位媒体集团的力量，以优质媒体角色企画多项活动」。
台湾时报：「台湾时报是在地化报纸，為强调与高雄地区的文化有密切关系，未来编辑方针会朝更多元丰富的在地化内容迈进，并多介绍属於当地的艺文风情；而地方性报纸以其贴近读者、实际、生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服务性、实用性等优势压倒全国性大报，是与读者最贴近的报纸媒体。
台湾时报现今将发展重心放在中南部，在呈现新闻时会考量与电视、电台进行专案性合作。」
这份分析报告对台湾时报著墨最多，显示台湾时报受到润利公司这家在电视、广播、报纸、网路媒体广告监测及有效广告量统计相当专业而建立口碑的专业机构所关注。
甚至，台湾时报因為坚持台湾主权独立、反对急统路线的办报风格，儘管经常透过社论、新闻、分析、专题等舆论，严厉批判中国北京欺压台湾的霸权的心态，但是，也因此吸引大陆学者来台研究。
如大陆学者陈飞宝在民国九十三年来台访问，主旨是对台湾几家报业进行研究和蒐集资料后，特别研究台湾时报，并做出结论：「台湾时报在解严后，即时作战略转移，将向全省发行，改為浊水溪以南，扩大大高雄地区新闻版面，更新设备全彩印刷，内容本土化。并且向来以在野自许充当对执政者监督的角色。」
可见，儘管台湾时报不像一些统派媒体透过主张两岸统一的言论勤於向中国北京政府示好，但台湾时报的影响力仍然受到对岸关注。在此情况下，台湾时报将发挥更大影响力，盼影响中国放弃七百餘颗飞弹对準台湾的鸭霸心态。
而事实上，台湾时报关爱台湾这片土地、疼惜台湾人民的办报宗旨，也获得广大读者群的真心力挺，实际上以订报支持台湾时报继续為台湾这片土地发声。
五、坚持爱台湾建立本土化风格
本土意识在台湾已经成為不可阻挡的歷史潮流，事实上，早在台湾本土意识尚只是政治界和文学界关注时，台湾时报就已经透过新闻採访的重点、版面的编排和社论的议题，六十年来秉持「台湾时报爱台湾」的一贯立场，终於打响「台湾人爱看台湾时报」的名号，建立了一份完全台湾本土化的品牌。
情势显示，这五、六十年来，台湾本土意识的传播主要是透过报纸（特别是副刊）、文学杂誌以及以文学作品為重心的少数本土化出版社所倡导。而台湾时报创刊六十年以来，之所以会在所有报纸同业间，单打独斗开闢出教育本土意识价值的传播方向，最重要还是因為自中国国民党从中国撤退到台湾数十年来，一直将台湾视為「反攻大陆的跳板」，换句话说，将台湾当作旅馆的心态，所有的政策走向、教育方向都强调大中国的思想，以近乎催眠的方式要让台湾人认為「我是中国人」，在这种台湾本土意识数十年来遭到国民党政府严重扭曲的情况之下，一直深受台湾读者信赖的台湾时报，除了忠实扮演社会公器以及监督政府的「第四权」角色之外，更是将宣扬台湾本土意识当作「报纲」，率先对统派阵营刻意扭曲本土意识的荒谬进行批判。
因為，「本土意识」并非在台湾才存在，全球不管哪一个国家，只要它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拥有独立的国格和悠久的文化，很自然就会產生「本土意识」。因此，台湾和国际上早期的一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衝击一样，都有一段被压抑、被扭曲的本土认同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因為战败曾经在文化上產生自卑感，尤其面对战赢它的美国文化，有时还会產生「很哈」的认同感。但台湾不同於如德国等其他国家，本土意识是因為「战败」而自我轻视，反而，「台湾人爱台湾」的本土意识，遭到蓝色政府透过宣扬大中国意识等无所不用其极加以漠视。
在此情况之下，做為一份已经被国人定位為真正关怀台湾的本土报纸，宣扬台湾本土意识已经成為本报的宗旨，而事实上，本报经营出来的浓厚「台湾味」，也受到许多团体和读者的认同。例如，静宜大学中文系过去曾开授的「台湾报界文化田野调查」课程中，要求学生提出包括「如何看报」的报告，藉此一窥大学生对报导的解析能力，提供如何培养思辨能力的参考。学生肯定台湾时报新闻报导较大眾化，用词不会太夸张或太偏激，以本土化為特色，是目前最具台湾意识的报纸。证明本报用心强化本土化和台湾意识，获得读者回响。
但是，「让台湾人爱看台湾时报」的报社特有风格虽然受到肯定，但最终目的，本报还是希望能够对国家社会带来实质的影响和贡献，才能回报读者对本报的厚爱。对於这一点，相信本报的新闻传播已经对台湾社会和民眾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近几年台湾本土化意识的大幅扬升，也在公元二○○○年和二○○四年的总统大选，以选票反应出具体的结果。例如，二○○四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许多民调和学术研究都解析这次大选结果，是台湾民间一直都在发酵的本土意识的一次爆发性展示。本报在王玉发董事长和王玉珍发行人一直标榜「台湾人才是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的办报精神，终於开花结果，更加坚定本报希望凝聚台湾生命共同体既有信念。
不过，本报强调「我是台湾人」和本土化的台湾主体意识并非只是狭义的「台湾人主义」。本报对台湾人的解释是广义的，视居住在台湾这片土地的两千三百万同胞，不管是河洛人、大陆人、客家人或是十二族群的原住民，都是「正港的台湾人」。例如，先总统蒋经国去世前公开表白「我也是台湾人」，与本报的台湾人观点不谋而合；而现在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过去担任台湾省长时提出的「新台湾人主义」，与本报的立场也相同；甚至，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当年参选台北市长的最后关头，前总统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并做球让马英九喊出「我是『新台湾人』」啦！这些广义的台湾人新解，正是本报一贯对「台湾本土意识」的主张，都说明台湾时报六十年来在推动台湾本土意识的努力，不但落地生根，而且成长茁壮，成為支撑「台湾人走出台湾路」的关键利基。
六、中立无党派监督政府施政
台湾时报坚持扮演「政府永远的监督者」角色，政党轮替前后，统派和独派媒体壁垒分明，台湾时报依旧秉持中立报导的报社精神，让各方的声音都能见报，提供人民评断的基础，台湾时报一直秉持王玉发董事长所坚持的「无党无派，人民最大」的方针。而本报的政治新闻一直受到各界的关注，原因在於台时坚持扮演「政府永远的监督者」，拒当政府传声筒的「执政报」，而是代替人民监督执政党的「在野报」。而这样坚持无党掛帅、独立扎根的风格，不因公元两千年政党轮替而有改变。
例如在政党轮替之前的戒严时期，警备总部扮演对媒体操控的角色。解严后，虽然警备总部撤除监控新闻媒体的任务，但国民党政府為了掌控新闻报导，仍透过许多单位向媒体伸出黑手，包括国民党未改组之前的文工会和行政院新闻局。因此，许多媒体基於自身经营上的利益，纷纷自我矮化向执政党低头，甘愿扮演「政府机关报」的角色。甚至，当时有些媒体老板本身就是执政党的中常委。
但是，本报因為「政府永远的监督者」的立场相当清晰，六十年来，我们在政治新闻处理上，一直提供较多的版面给小党小派的在野阵营。
不过，本报虽然监督执政党政策是不遗餘力，但是，只要执政党施行有利於人民的政策，本报也都不吝於大力报导，毕竟一个强而大有為的政府，才是人民之福。
公元二○○○年，民进党在陈水扁总统成功攻进总统府之后完成政党轮替，民进党由在野党成為执政党，本报并未因此改变监督政府的立场。尤其民进党执政之初，新手上路，跌跌撞撞。执政初期，在许多财经政策、民生议题似乎有违选前给人民的承诺，包括引发十万名农渔民北上聚集大游行抗议民进党政府未落实过去照顾弱势的一贯立场。基於為民喉舌，本报透过大篇幅的新闻报导、分析和社论予以鞭策。
但是，在台湾，虽然所有媒体都宣称自己是最中立、没有顏色的报纸，不过，就台湾实际的媒体生态来看，随便点名一家媒体，读者和阅听人马上可以说出它支持哪个政党，说来相当讽刺。尤其在大选期间，就有媒体因為透过新闻上的包装抹黑特定总统候选人，遭到当事者控告。本报秉持无党无派中立立场，公正平衡报导新闻，备受读者肯定。
无可否认地，民国七十七年报禁解除以后的十八年以来，在民进党执政后，一直主攻党政军退出媒体的政策下，过去由党政军掌控的媒体如台视、中视和华视，在立法院完成「无线电视公股释出条例」三读立法程序之后，台湾媒体已经从早期由党政军所掌控的宣传工具，逐渐迈向公共化目标。
但是，对台湾媒体来说，走了党政军势力，却来了「特定政治或利益团体」，意识型态左右报社、电视和广播等经营方向，因而许多媒体支持特定政治人物的立场非常明确。当然萝，由於任何一家媒体都很难能够做到一份属於「全民支持」的报纸，因此，意识型态成為报社等媒体争取民眾支持，以换取更多报份和阅听率的工具。
儘管台湾目前的大环境让报业经营相当困难，但是，台湾时报仍坚持為了台湾民主和社会发展继绩贡献努力，台湾时报陪著台湾艰辛走过一甲子，依然秉持宣示不為特定政党、特定政治立场和特定利益团体服务的办报风格；台湾时报坚定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一甲子以来未曾动摇；台湾时报坚持作一份「政府永远监督者」的报纸，更是一甲子以来守住的铁律。
台湾时报以感恩的心情记录创刊六十週年的艰辛歷程，在走过台湾报业一甲子的风雨岁月中，我们感谢全体台湾读者的真心力挺，才能让立足台湾的台湾时报，永远在台湾社会、台湾的言论市场和台湾人民心中，长存相知、相惜、相随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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